原标题：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是最重要的经验之一，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过明确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全部资本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适应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基本矛盾作用下不断前进的。

　　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首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除了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外，还由以下特殊因素所决定：首先，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多，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可能。其次，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所决定。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要矛盾才能逐步得以解决。再次，由“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所决定。生产力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不可能的。最后，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所决定。列宁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要发挥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大的优越性，并朝着共产主义崇高目标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加快生产力发展。

　　总之，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国谋划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检验一切改革措施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到全面，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改革所有制，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有基本经济制度作保证。资本主义私有制之所以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因为不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单一的公有制之所以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发挥，是因为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进行所有制领域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摒弃了单一公有制模式，创新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各类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使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共同作用，虽然具有一定自发性、盲目性，但总体上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资产阶级曾经利用这种形式，“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反复探索，我们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学的分配制度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会挫伤人的积极性。按资分配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平均主义分配，影响劳动者积极性发挥，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进行分配领域改革，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兼顾效率和公平，极大调动了经营者和劳动者积极性，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分配制度保证。

　　创新发展理念，实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不断探索，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理念，并实施了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了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的一次深刻变革和重大创新。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一步一个脚印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持续扩大开放，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开放能够促改革、促发展，带来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持续扩大开放，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建立经济特区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海开放到全方位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发展仍存在许多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例如，一些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等等。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和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更增加了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新情况新挑战，必须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一以贯之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根本任务。

　　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现阶段的重点任务。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要加快生产力发展，必须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注重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跨越。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技进步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补上创新短板，破除一切阻碍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加大重点难点领域改革力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站在更高起点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持续增强改革牵引作用，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要深化市场监管改革，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改革重点任务落地。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进一步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改革发展，不断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深化宏观领域改革，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货币供给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深化分配领域改革，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做好民生保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强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加快落实对外开放重大举措。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我国自身发展和造福世界的战略选择。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加强与各有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在主动放宽市场准入、扩大进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以自贸区建设带动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积极稳妥推进对外投资，坚持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继续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作者：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