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丹麦出席“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研讨会，发表了题为《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几个维度》的讲话。他认为：“要研究好中国，就应该研究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领导核心。当今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研究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抓住了研究中国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但遗憾的是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忽视了这个常识。

　　1991年，苏联没有能够实现平稳的民主转型，而是顷刻之间解体。这一结果让西方的苏联研究专家大跌眼镜，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西方的研究者预测到。这一时期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也坐在火山口上，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最终会超出执政党的应对能力，并导致政权的崩溃。但是，每隔几年就会重弹一遍的“中国崩溃论”并没有真的唱衰中国，中共也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在社会矛盾的压力下垮台。相反，中国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老百姓对中共的支持度也越来越高。

　　中共和苏共截然不同的命运促使西方的学者们开始反思，为什么中共能够顶住压力，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一片哀鸿之时，能逆势而上，表现不俗?1997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狄忠蒲(Bruce J·Dickson)提出了一种解释，认为是中共的适应性(Adaptability)使其有效地回应了外部压力。2003年，一向对中共持负面看法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Nathan)也开始转变态度，对中共作出了正面判断，他用“弹性”(resilient)来解释中共为什么能成功应对挑战。无论是适应性还是弹性，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革新能力。

　　对此，中共自己有一个通俗的表述：“打铁还需自身硬。”这里的“硬”除了要求每个党员在道德上、能力上过硬，保持其先进性之外，还要求党组织有很强的领导力，能回应当代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肩负起领导核心的责任。而能够使自身硬起来的手段就是改革，就是党的自我革新。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一亮相就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他说，新形势下，中共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他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气力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中共的执政地位如果被动摇，只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工作没做好，老百姓揭竿而起;第二，被外敌打败;第三，党内出现问题。前两种可能性都比较小，最大的可能，就是自己打败自己。因此，中共十八大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可以说，习近平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为随后的反腐风暴定下了基调。

　　打“老虎”

　　“老虎”是一个形象的说法，用来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贪官。一般说来，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贪官才能被称为“老虎”，副国级以上的贪官则被冠之以“大老虎”的恶名。在过去的反腐中，“老虎”被抓的不多，“大老虎”被抓的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社会上流传着反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中共十八大以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五只“大老虎”的落网，加上之前落网的薄熙来，让全世界见证了中共打虎的决心，也让中国人民进一步提升了对中共的信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93.7%的领导干部、88%的普通干部和75.8%的城乡居民，对反腐表示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

　　再不反腐，十年以后就反不动了

　　10年前，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意识形态来激发其成员胜任于公共服务并忍受个人牺牲;二是腐败已经深深渗入了党的组织，腐败可能增长到危害党的道德权威和纪律的程度，并在实际上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共显然比李侃如感受更深，用词也更严厉。在中共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使用了“致命伤害”“亡党亡国”这样的话语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从随后的反腐行动中抓出的“大老虎”和“小苍蝇”身上，人们发现如此严厉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家，查抄结果大大出乎办案人员意料。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谈到徐才厚案时痛心疾首：“徐的疯狂聚财敛财，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大老虎”疯狂，“小苍蝇”也让人触目惊心。在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搜查发现巨额现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在“亿元水官”马超群家，纪检部门也搜出巨额现金和黄金，贪腐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小官巨贪”现象在全国并非个案，官位不及“七品芝麻官”大的科级、股级干部频现大贪之举。据《南方周末》资料显示：自2001年以来的10年间，出现在媒体视野中、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的贪污腐败案例中，科级和科级以下官员至少有17个，其中，有6个涉案金额近亿元或上亿元。“土地奶奶”罗亚平、“官场流寇”穆新成、“红顶官商”郝鹏俊、“涉黑警长”关建军、“亿元股长”李华波、“长袖善舞”李志强……这些基层官员虽然级别很低，但其所作所为却足以令人瞠目。

　　更为可怕的是，“大老虎”和“小苍蝇”已经结成了一张张巨大的利益之网。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石油窝案、中移动窝案、南航窝案，以及山西等地的塌方式腐败告诉人们，巨大的利益已经让那些手中握有权力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和完整的利益链条。2013年至2014年，山西政界发生“矿难”，2011年产生的13名山西省委常委已有7人调任或下马。在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县一级，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村一级，有一个市在查处城中村案件时，倒查出几十名党政干部，其中有一名市局级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几十套房产，家财过亿。2013年年底爆出的湖南衡阳“贿选案”，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同样也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经查，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1亿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2015年3月22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就指出，“中国当下的反腐败可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和机遇。如果习近平不反腐，再过10年你就反不动了，那时候既得利益集团会变得很强大，如果最后从经济寡头转成了政治寡头，就会像以前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那样。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遇，一反到底”。

　　准确地说，应该是再不下大气力反腐，10年后就真反不动了。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一直在努力治理腐败，但从来没有像十八大以来如此大的力度、如此坚定的决心。中共显然很清楚地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并没有成正比，反腐败斗争遇到了治理瓶颈，没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没有足够的气魄，是不足以突破瓶颈的。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亮相中，就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明反腐决心。两天之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警示官员，并强调“如果任凭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习近平措辞严厉的“反腐之声”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充满期待。

　　对腐败要零容忍

　　韩国学者崔辰旭(Choi，Jin—Wook)在对比了中国香港廉政公署和韩国反腐败机构的治理绩效之后，发现中国香港之所以更为成功，主要原因在于领导者在打击腐败问题上有更强的决心。中共用了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表达其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对腐败要零容忍!”

　　香港从一个曾经的腐败重灾区，在短短的30多年里迅速变成一个以廉洁高效闻名世界的城市，香港特区政府提倡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理念和在该理念影响下建立的廉政公署，在反腐败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国际反贪专家、任职27年的前任廉署副专员郭文纬先生讲述了廉署一贯的反贪理念：廉政公署立案不看案值大小，采用的是“零容忍度”的标准，哪怕是贪一元钱也不行，“贪污不是第一天就收100万，都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2014年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反腐败就是要防微杜渐，只有“零容忍”，才能有望实现“零腐败”;反腐败就是要斩草除根，只有“零容忍”，做到逢贪必抓、有腐必惩，才能真正起到“刮骨疗毒”的作用。

　　中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八大以来愈刮愈烈的反腐风暴出乎整个国际社会的预期，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中共此次反腐的决心和力度如此之大，这场改变中国的“廉政风暴”震撼了全世界，所查处的官员人数之多、级别之高、涉及领域之广、问责力度之大都是空前的。

　　十八大刚刚闭幕，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就落马了，如果说这一结果当时还并未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随之而来的一连串反腐大戏确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据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3年，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规问题2.4万多起，处理3万多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政纪处分7600多人。2013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其中，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2581件。

　　在接下来的2014年，中共的反腐力度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2014年也因此被一些舆论称为中国“反腐元年”。据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2015年3月18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4年反腐立案数目比上一年同期有所攀升，平均每天有500多人被查处，当中包括平均一天查处2至3名厅局级官员，还有80多名省部级以上官员，以及超过30名军方高级人员被查处。中国检察机关在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案为27235件，涉及人数35633人，分别比上一年同期上升9.9%和5.6%。

　　今天，人们开始相信，这种高压态势的反腐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人们开始理解，中共所说的“反腐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豪言壮语，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措施。

　　中共反腐败的坚定决心和累累硕果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可和信任，中共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正逐渐转化为一种社会氛围、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过去两年多的反腐风暴表明，中共正在复制香港当年成功的反腐经验：零容忍，不仅指高层对反腐有超强的政治意志，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对腐败零容忍的文化氛围。以前，香港有10例腐败行为，可能只有1个人敢来举报;现在，有1例腐败行为，可能会有10个人前来检举揭发。而且，香港普通民众的实名举报率达到70%以上。只有当全社会都对腐败行为零容忍，都参与到反腐败之中，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时，腐败才没有藏身之地。

　　今天，中共的反腐已经将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了，信访举报成为反腐的重要线索来源。据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仅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万件(次)，函询1.8万人。2014年，仅上半年就接受信访举报132万件(次)，比上年同期增长65%。中央巡视组进驻被巡视单位前，均会公布信访联系方式，受理群众举报。可以说，民众的信访举报为中共的有的放矢、精准反腐创造了条件。以江苏省为例，2014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信访举报31613件(次)，其中，信访举报转立案贡献率29.8%。

　　网络更是在此轮反腐中表现出强大的威力。中国是一个网络大国，根据麦肯锡旗下研究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2014年中国网民数量达6.32亿人，网络已经成为民众最愿意使用的参与渠道。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当问及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倡廉时，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78.3%的人认为网络举报在预防和治理腐败方面会发挥很大作用。

　　2013年4月19日零时，统一的时间、统一设计的页面——人民网、新华网等8家中央媒体新闻网站，以及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腾讯网等4家大型商业网站，同时在首页推出了“网络举报监督专区”。

　　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在网站首页显著位置设置12388举报专区，实现了“鼠标直通中央纪委”，一度日均收到举报达800余件。

　　网络反腐“秒杀贪官”，引发一场又一场“草根”反腐盛宴。十八大刚一落幕，当年的11月20日，时任重庆市北培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网络上被曝光，11月23日，雷政富被免去职务并接受立案调查，“秒杀”时间不过60多个小时。

　　“打虎上不封顶，拍蝇下无死角”

　　中共此轮反腐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打虎上不封顶”，所谓“上不封顶”，是指任何人不管权力多大、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上不封顶”源自习近平2014年10月23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就在习近平讲话前不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等几只“大老虎”相继落马。

　　周永康落马传递的信号是：打虎上不封顶。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十八大以来省部级官员落马的情况就会发现，落网“老虎”的级别越来越高，可以说周永康的落马使整个反腐大戏达到一个高潮，因为此前从来没有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正国级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周永康被查处打破了一些人“刑不上大夫”的幻想，就是常委也没有免查金牌!

　　徐才厚落马传递的信号是：反腐没有禁区!中共反腐败斗争从一个领域传导到另一个领域，连过去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也刮起了反腐风暴。截至2015年3月，军队中落马的军级以上将官就达30名之多。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开展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行动，这一行动传递的信号是：反腐不仅没有禁区，而且没有化外之地!腐败分子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中共也要将其缉拿归案。这也给那些想外逃的裸官敲响了警钟：境外不再是贪官梦想的天堂!截至当年底，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相当于2013年全年抓获总数的4.5倍。其中，缉捕归案290名，投案自首390名;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208名;潜逃境外10年以上的117名。2015年4月，“猎狐”的升级版——“天网”行动启动，中共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这张网织得更密、更结实了，中国的境外缉捕行动得到境外执法机关的大力配合，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转变态度，做中国的“积极合作者”，同意精简中国外逃人员遣返流程。

　　举世公认，中共此轮反腐，“打虎”的成绩单是很漂亮的。但与“老虎”相比，“苍蝇”不仅数量更多，离老百姓也更近。事实上，老百姓对那些“老虎”们纸醉金迷的生活是没有切身感受的，而那些整天在身边嗡嗡飞的“苍蝇”倒是老百姓对腐败的最直观的印象。这些“苍蝇”虽小，却无缝不钻，官不大，手握的权力却不小，尤其是在百姓生活必需的水电煤等系统，腐败空间很大。如果不严查这些小官巨贪，老百姓很难感受和享受到“反腐红利”。因此，反腐败不仅要敢于打“老虎”，而且也要下大力气“拍苍蝇”。只有围绕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进行反腐，才能反到老百姓的心坎里去。2013年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到2014年11月，已经立案查办相关案件14521件20403人。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

　　2014年5月，美国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教授裴敏欣撰文，称习近平的反腐进入关键阶段，习近平打击党内和国内腐败的决心得到了公众的极大支持，他面临的一个更艰巨挑战是，如何使反腐持续下去。

　　这是外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过去的经验很容易使人担心中共此轮的反腐是不是又是一次运动。中国老百姓用了一句俗语形象地描述了这种运动式反腐：“一阵风”。反腐就像一阵风吹过，尽管会在水面留下一些涟漪，但对水体本身没有实质性影响。风来时，腐败现象会有所收敛;风过后，腐败现象又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将运动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习近平清醒地意识到，要避免运动式反腐，必须有配套改革，不能只依靠党内反腐败，或者中央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要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依靠更加广泛的民主监督。

　　“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甚至引导坏人做好事;制度不好，好人可能被迫做坏事”。腐败的根源在于对权力的监管不力，防止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制度笼子里的权力，只能按照制度设计的轨道运行。仅以2014年上半年为例，中共就出台了一系列与反腐相关的制度：

　　2014年1月，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明确对“裸官”进行清理，把反腐的关口前移了一大步。

　　2014年1月，《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工作的通知》，督促党员干部如实填报相关信息。

　　2014年1月，《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把抽查作为发现腐败线索的突破口。

　　2014年2月，《关于公开曝光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的通知》，强化纪检监察系统的自我监督。

　　2014年4月，《关于清理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2014年4月，《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为进一步改革摸索经验。

　　2014年6月，《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部署了29项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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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正在努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监督体系，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要构建“零容忍”的反腐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最重要的是这个“笼子”要透明，让人民群众可了解、可感知、可监督。中共近十年来一直在积极探索，如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不仅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且在很多领域开展试点。例如，参与式公共预算就将准预算的审批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以往，地方政府的预、决算草案一向是秘密级政府文件，只有财政系统和人大可以获悉，社会公众难以获得有关资讯，这使得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建立。上海、浙江等地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改变了这种局面，在预算资金分配过程中吸纳公民参与。这不仅提高了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增加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且有效建立起了预算的社会监督机制。2014年3月，财政部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细化地方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在中共的纪委系统中尤其流行。制度反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反腐机构建设，中共的反腐是以纪委系统为核心来组织的，纪委自身必须非常过硬，不仅自身不能有贪腐行为，而且要有超强的工作能力。十八大以来，纪委系统确实首先拿自己开　刀，不断强化自身建设。2013年5月27日，中纪委下发《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清退活动的通知》，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人员在2013年6月20日前清退各类以各种名义接受的会员卡。该项活动中，81万名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全部按时递交零持有报告书，没有一丁点儿拖泥带水。会员卡虽小，但彰显了中央纪委自我净化的决心。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各级纪委要解决好“灯下黑”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态度非常坚决，仅2014年，各级纪委就处分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1575人，其中不乏中纪委委员申维辰，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等人;而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分4次点名道姓公开通报19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在保证自身纯洁的同时，纪委不断创新反腐工作机制，其中，巡视组和国际反腐合作就是突出的例子。2014年，13个中央巡视组分两轮对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常规巡视，发现一大批有价值的问题线索，苏荣、沈培平、万庆良等严重违纪案件就是在巡视中发现的。在第二轮巡视中，至少有3351名官员被处分，其中，厅级以上的有66人。与此同时，中央巡视组还分两批对科技部、中粮集团、复旦大学、中科院、国家体育总局、一汽集团等6家单位开展专项巡视。

　　公安部“猎狐2014”基础上，升级版的“天网行动”不仅涵盖公安部的“猎狐2015”专项行动，而且牵头部门增加了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银行等诸多部门，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一查到底，不留死角，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

　　1959年，刚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新加坡“病得不轻，贪婪、腐败、颓废盛行”(李光耀语)，今天，新加坡已多年稳居全球廉洁国家排行榜前列。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ICAC)成立之时，“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如今，香港人可以自豪地说：“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

　　今天，习近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廉政风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一定能给老百姓一片洁净的天空。